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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在财新十年

马上要结束的庚子年是新闻的大年。马上要到来的辛丑年初一,我在财新做新闻10年了。可以毫不愧疚得和老Peter说,你看,我说到做到。
 
老Peter是我大学的新闻学老师,在CBS《新闻60分》做制片人很多年,后来又去哥伦比亚新闻系教过书。教我的时候,已经中国所谓“古稀之年”,但每天坚持阅读大量新闻。
 
这个“说到做到”的故事,发生在我研究生时候的一堂小班课。老Peter突然发问10年后大家在做什么工作。当时,听到这个问题,我很不以为然。觉得Peter作为老记者,问这样的问题,不免天真。学生选择来修这门费劲的小课(拿Peter的学分从来不容易),不就是因为想干新闻,来听“真传”么?此外,以后即便不做新闻,为了学分也不能告诉你呀?
 
 “Journalist, of course”,这是我的答案。然而,我认为“理所当然”的答案原来并不是其他人的答案。全班11个人,只有三个人说10年后要做新闻,有几个人甚至一开始就选择不做新闻。老Peter得到答案后跟我说,我信你,但对其他两个说做新闻的同学说,我们10年后再看。大家很好奇Peter为什么会双标,Peter说因为我挂过科,且是学分很好拿的课,所以不会因为学分取悦老师,以及他问过其他老师认为谁以后会做新闻,两个老师点了我的名字。
 
这堂课教会我两件事:1. 做记者,无论问题看起来多么“明知故问”,甚至“愚蠢天真”,问出来就可能获得答案,且往往超过预期。2. 当记者,求证需得成为本能。老peter的经典形容是,If your mother says she loves you, check it out. 
 
用这些在学生时代习得的新闻专业主义认知从业十年,是心怀感恩的。很多人都说课本上讲的,老师教的和真正走入社会用的,可能是两回事。而财新提供了一个可以一回事的小环境,且十年如一日就是那么回事,从不例外。这是一种“知行合一”的安全感。
 
最近几年,周围越来越多人问为什么不换个工作,换个赛道。而一起共事过的很多编辑和记者已然换了赛道。其实,娃两岁多的时候不但想过,还真出去面试过。后来没动,原因不复杂,一是还想做新闻;二是小朋友的哮喘还不至于严重到要举债治病的地步,做新闻不影响养家糊口。
 
为什么想做新闻?这个问题回答起来就复杂了,或者说很难理性回答。但被问得多了,不得不梳理了一下思路,算是总结了一套说辞。比如,很难想象在大机构格子间打卡上班;脾气太差无法做服务类工作;没有才气当不了真文学青年,如此等等。
 
曾经有人问,你会不会只是不想离开舒适区?我一度对这个问题本身很困惑,从什么时候开始,大家需要怎么不舒适,怎么来了?后来明白了,这句话的意思是应该尝试挑战自己。
 
那么答案简单,做新闻永远不可能有真正的舒适区,因为每篇稿子都有可能是挑战。时至今日,仍有诸多稿件完成起来是“踮着脚”的状态。总有事情需要你去问,去学,且在极短时期内高强度得问和学。唯其如此,才对得起可能十年后的“我们再看”。
 
真要回顾这十年,稿子成了诸多所谓重要时刻的标记物。
 
2011年8月,入职后第一次出差,同期知道了当时的Partner出轨。回来一边写客家土楼保护的糟糕现状,一边安慰自己,人房子都没了,你只是没了个爱人。真分手的时候当然是“又历一劫”,但因为写稿子,注意力从内向外的转移——做有意义的事,别想没意义的人。
 
2012年初,广东乌坎出现群体事件。而新的爱人在北京等着我调回总部。入职不到一年,没写过什么重大报道,总部也没哪个组缺人。乌坎的事儿写了7万字采访记录,发了3500字文章。调回北京的事儿不知道怎么也解决了。后来才知道,这个稿子可能是“打动”总部编辑的点。
 
2013年2月,广东出差写王老吉和加多宝的红罐大战,突然身体不适。完成在财新的第一个独立署名的封面后,确认了身体不适的原因——怀孕。同年11月6日,女儿出生 ,两天后,产假前最后一篇杂志稿发表,讲的是国产奶粉的问题。关于11月6日,即是娃的生日,也是财新正式收费的日期,那时候,娃4岁了。
 
2014月3月,因为跟TMT口的同事去了互联网公司当公关,不得不提前一周结束产假回去交接工作,从消费口转了TMT。由此进入了昏天黑地的学习工作期。6个月后,娃确认哮喘,迄今记得无数个背着电脑在医院开工的稿子。
 
流水账可以这么一直记下去:比如,工作多年后第一次和初高中最好的朋友们在老家农家乐摘樱桃,站在樱桃树上因为魏则西的事儿和公司打了一个小时电话。朋友们都笑话,北漂真是拼命。2016年前后,连续两年8月休假,互联网都出大并购,以至于结婚纪念日都得开工……
 
庸常人生,因为写新闻,似乎和那些重要的事扯上了一点关系。
作为一个写字的文科生,还要什么更大的意义呢?
 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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